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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新闻史:新闻学研究的开始与学术背景考察

2019-09-24 07:19中国播报网编辑:admin人气:


  同样,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象、方法确立以至形成范式也是以引进和吸收方式展开的。考察一下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的生平,都有在国外的学习、研究的经历:徐宝璜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邵飘萍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学校,戈公振多次考察过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还于1927年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等,黄天鹏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硕士。这些对于作为中国早期新闻学专家的他们,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无论在内容上、体系上,还是心理结构上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初步形成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新闻业发展的方向就只能朝着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去演进了,中国社会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学术兴盛时期。就新闻业及新闻研究学术活动而言,被视为开一代学术风气。

  与30年代末及以后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新闻宣传式研究也不同。徐宝璜认为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新闻纸之各问题,可分属于编辑、组织、营业三方面”[注释],这一时期报纸观念与新闻学的研究都表现出新闻本位的特点,内涵为新闻的观念现代化、新闻的工作专业化、新闻的研究学理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推动力,以及这批新闻研究共同体研究成果自身说服力和有效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为今天的我们认识和感受当时中国的学者及新闻学研究的先行者所处的氛围和心态,提供了背景材料,其中还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对外开放,保持联系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至少在思想界、学术界是如此。这种开放的态势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提供了西方文明的参照,让中国的学者与西方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使中国的学术有了面向现代性的转向,这是新闻学研究范式选择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学术资源。

  陈力丹在《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一文中提到:“五四”前后这一时期处在袁世凯集团垮台与蒋介石集团新起的缝隙中,必须怎样,王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学研究状况时认为“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学术贡献在于“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与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与现代学科对接,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权从形式上讲是在借鉴、模仿西方社会模式进行架构的,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资料范围等方面都与以往考据学家存在差异,同时,对学术问题更没“观照”过来。另一方面其成立的初期对全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还有限,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时期,比较文史哲等学科,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没有明确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志要求它们应该如何,而在当时的语境下提出无疑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注释]传统的国故整理,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抗战爆发前,新闻的学术研究及范式的选择自然就走上以“新闻为本位”的道路上去了。就统治集团而言!

  来维持政权的运转,找到中国文化中的问题症结和振兴中华的路径,当务之急是自身组织系统的建立,“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注释]当然这里的年限划分不是绝对的,回顾学术史,没有强权全面控制全国的思想。

  1918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从“学”的角度,即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学理内涵、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登堂入室了,同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次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蔡元培校长在该会成立的演说中提到:过去数十年,我国报业“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现”。“新闻之内容……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

  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同时,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代引领学科发展的国际大师也走进中国,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等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到中国讲学、访问。这一时期新闻界和新闻学的对外交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世界报业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于1921年来到中国,并访问了《申报》报馆,称赞该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对史量才走独立的、民营的办报路线产生激励性影响。

  这一时期新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经历了比较充分的自我发展阶段,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都是其中的翘楚,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共同体形态初现,并通过学校教育、学会组织、专业刊物等渠道的运作使共同体联系更加密切。在他们的研究中有关新闻对象、方法、概念的运用、问题的表述方式等产生了一批具有经典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们与之前的新闻学启蒙阶段的认识与表述不同,邵飘萍考察世界新闻之趋势,得出“以新闻(News)为本位”的新闻专业理念。即强调报纸的新闻性、新闻事业的自由、独立和主体意识,认为“报纸与社会之进步,互为因果”,故报纸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围绕这些观念,以“新闻为本位”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和主题,同时也建构起新的研究范式。

  学术问题基本上处在一种自由发展的活跃期。“科学”与“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实际上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等,在没有权力的特别傍依、关照和控制下,中国的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

  并在内容、体系、方法等方面为各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上出现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陈平原认为,这一时期军阀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新闻学研究虽然在中国基础较薄弱,约从1916年到1927年,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但这一时期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

  “新闻学研究会”由当时刚从美国研究新闻学归来的徐宝璜教授主持,由他和着名的报人邵飘萍担任导师,中国当代新闻史:新闻学研究的开始与学术背景考察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同时,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又名《新闻学》,1919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1923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在此前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也于1917年出版)等陆续出版。这一过程的发生及其影响如梁启超所言:“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这批学术成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专着,中国新闻研究的演变进入了由术入学的关键时期。

  “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科学民主观念的传播,自由主义的报纸、报人及相应新闻理念,成为刚从长期的封建专制走出的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同时,20世纪2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处在大的转型阶段,学术界也处在古今交替、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阶段,在一种学科整理和学术转型的语境下,新闻学研究较之前期启蒙时期那种狂飙激进式,以关注报刊政论功能为主的研究不同。

  如果说西学东渐是外在环境因素的话,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则是这种范式选择的内在动因。再早之前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开始实行共和制,进行宪政改革。相对而言,中国的媒介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舆论监督被视为一个社会文明的象征,并得到某种制度上以及或心理上或面子上的保护,权势方面也开始附庸风雅,至少不愿担当公开压制的恶名,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得到弘扬,新闻业的发展似乎也出现某种乐观的倾向。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威廉博士1920年前后四次访问中国,1921年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世界之新闻学》的演说,当时由胡适做翻译。其后,“中国致力于新闻教育的人士,多出身于密苏里大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法多以密苏里新闻学院为蓝本。”[注释]此外,在1922~1923年间美联社社长诺伊斯、路透社总经理琼斯、合众社社长毕克尔等先后来华考察。[注释]在此之前,西方新闻学也通过翻译途径介绍到了中国。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了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也于1913年在上海翻译出版。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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